“高铁”建设正在贯通中国经济的“血脉”，进而改变中国传统区域经济的格局。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交通基础设施的供应水平和能力必须适度超前，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料分析，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时，居民主要消费结构就会发生较大变化，用于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的平均比重将稳步上升，从8%～9%上升到11%～12%。中国现有总人口已超过13亿，预测到2020年将上升到15亿人，城市化率将从目前的45%提高到60%。人口的增长、城市化率的提高及交通消费支出比重的上升，将导致全社会客运需求迅速增长。
《经济学人》
眼下是和平时期财政扩张最疯狂的时期。G20经济体领导人在匹兹堡提出高达平均占今年GDP 2%及明年GDP 1.6%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如此大规模的协调行动表明各国领导人一致认可财政刺激的效应。但财政刺激方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或能否刺激经济，经济学家们却存在严重分歧。
国内生产总值越来越被视为衡量社会福祉的指标，而实际上它们不是。
2008年2月，由于对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衡量体系不满，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促成了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主席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成立。
环境危机使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角色提出更高要求，也迫使企业转向新的管理思路和工具。
人类必须摆脱“工业时代的信仰”，对GDP的信仰、对经济无限增长的信仰，这是彼得·圣吉在新著《必然的革命：个人和组织如何共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书中的强烈号召。这位学习型组织之父所指的新方向是全球环境问题，他强调通过创新性措施才能走向一个更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世界。但是，我们是否已经为这种必然的革命做好了准备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进行革命的新工具呢？
《经济学人》
人口统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
铁血首相俾斯麦拿到第一次工人退休金是在1889年，他70多岁的时候，那时普鲁士人的平均寿命是45岁。1908年，当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可以拿到每个星期5先令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对于那时的英国穷人们来说，寿命能够超过50岁，就非常幸运了。到了1935年，美国建立起了它的社会保障体系，官方退休年龄是65岁——比一般美国人寿命多出3年。国家资助的退休金是给人们短暂的晚年提供的，而且只是针对一些非常健康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