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刚度过了“入世”10周年。这个10年，是中国发展最快、变化最快的10年。在这10年里，很多人住上了自己买的房子、开上了汽车，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也正是这10年，我们不仅牺牲掉了周围的青山绿水、新鲜空气，还牺牲了诸多宝贵的信任和责任——试想，像蒙牛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都在连续出现三聚氰胺和致癌物丑闻，公众对于企业的信任感会遭受什么样破坏性的打击？商业的精神根基受到了什么样的动摇？

正如杂志的名字一样，《商业价值》创刊伊始，我们就希望借助杂志的平台，去讨论和重新发现商业的真正价值何在？仅仅是挣钱吗？显然不是。

这个答案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不停探寻和修正。在现阶段，我认为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描述——创新、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相对来说，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与业务相关性很大，所以素材多，采访、成文相对容易；但是CSR的概念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谈及，但是一旦深入探究，却发现有清晰思路和执行路径的企业并没有那么多。

其实企业的社会责任，都是企业运营的基本原则——善待员工和合作伙伴，保证产品质量，保护环境，保持企业持续的盈利和经营。正如在万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绿皮书》中所言，万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方面：首先是从自身出发，从行业出发，从经营出发，通过自己的努力，减少对社会的冲击和破坏；其次是通过自我完善，满足相关利益群的需求；最后是追求企业和自然、社会的和谐。

但是这些举动，执行起来成本高、见效慢，也很难引起媒体关注。而且，企业CSR本身也面临着创新和持续的考验。

从2009年开始，我们一直坚持投入最资深的采编力量去追踪国内外企业在CSR领域的思考、尝试、创新和成果，希望能够为在这个领域奋斗的企业提供一些分享和交流的平台。

而在这一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CSR是观察一个企业的绝佳角度，因为相对于企业的主营业务的竞争压力，CSR的状态更接近于自发。就像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时机，是观察他在放松时的所作所为一样，通过观察企业在CSR上投入什么资源、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很清楚了解企业几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1.从投入资源你可以了解，这家企业觉得什么很重要。很多企业提起公益就是捐款捐物，这其实映射了他们内心对于钱的重视。也有的公司更加看重输出知识、理念或者员工的时间。例如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之一，GE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开始在中国合资公司内部、合作伙伴之中推行EHS（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环境、健康和安全）体系，并且投入了很多培训的力量。

2.从做的事情你可以了解，这家企业对于商业和社会的基本判断，以及对自己的使命和定位。和我们按照常理的猜想不同，英特尔的CSR不是捐钱、捐芯片、捐电脑，而是通过培训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改善农村的生活。这正如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对英特尔责任的描述：“作为芯片领域的领先厂商，英特尔始终致力于不断跨越创新边界，利用信息技术持续不断地改进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3.从做事的方式你可以了解，这家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对于企业公益活动最经常的印象就是一个企业家举个大红牌站在大会舞台上微笑合影，或被捐助对象簇拥如众星捧月，这其实也体现了大部分国内企业目前对于公益甚至企业自身责任的看法——我的成功是因为我很牛，公益在他们的眼里更接近于市场宣传或者一种施舍。而梅赛德斯·奔驰开展社会责任则是利用“驾驶达人赛”这种方式，去倡导文明驾驶。联想的公益创投项目投入两三百万去支持年轻人运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设计出更具可持续性的公益模式，使公益事业摆脱穷困潦倒的困境，变得更加具有商业前途，作用比直接捐出300万元不知要大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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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打高尔夫，白领玩户外，下岗工人和退休的才跑步。”这句话放在5年前可能还不算过分，但是倘若与时俱进地看，今天却已是越来越多富人和白领都参与跑步的时代了。跑步本身并未改变，但随着高知人群参与率的提高，在跑步的人群中，有传播影响力的人群也开始大幅增加，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形成“引爆点”，更重要的是，员工跑步对企业的好处开始变得更为明晰。

1000亿以上的企业是绝对值得尊敬的，而万科算得上房地产领域的佼佼者。几年前万科组织了登山队、自行车队和足球队，2011年他们成立了长跑俱乐部。在刚刚结束的2011深圳（盐田）山地马拉松赛上，万科有100多人参加了比赛，总裁郁亮也亲自到现场为选手加油。

跑步之于企业

其实企业推广跑步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情，联想、惠普等企业对跑步的支持也不过几年时间。在微博使信息变得更加快捷的当下，我们不断听闻企业员工英年早逝的消息，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对员工健康的关注，而“为企业健康工作XX年”的口号在此时更加深入人心。

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体检中心迅速发展，体检行业似乎成为企业员工身体状况的风向标，过去我们很少生病，自然也很少体检。然而现在负责任的企业都把员工体检纳为公司的基本福利，其实这的确是明智之举，倘若哪位员工健康出现问题，早发现则可以早治疗，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医疗成本和人力误工成本。当然有些企业还要做更周密的风险分担——引入商业医疗保险。其实在保险这种弥补性措施之外，还有一项前置任务可做，那就是员工为身体健康而主动锻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企业里的跑步活动。

人力资源的四门功课对人才的选、用、育、留都会有相应的指导，但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人才的基础还是身体，以核心投入换取更大收益似乎也更容易理解，做得效果如何就只能看现代企业竞争中人力资源的能力了。我相信明白这件事儿的人越来越多，明白这件事儿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多的。万科在产品的持续改善上一直做得很好，在人力资源上的持续改善上，万科似乎也做了针对员工体检指标的课题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成立了一些运动组织，其中便包括2011年最为新鲜的事物——跑步俱乐部。

锻炼身体的方式很多，为什么推荐跑步呢？因为跑步最简单却又最深奥。跑步对心肺功能的锻炼和体能的提高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这里无需赘述。效率和时间是员工为企业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重要指标，针对普遍性加班的现状，耐力好一些终归是有帮助的。同时体育锻炼是对脑力劳动的“主动休息”，而这种休息则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当然这些都是针对脑力劳动而言，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来说，跑步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释放压力。

另外跑步运动带有非常朴实的价值观，就是踏实。跑步不骗人，成绩好坏与训练多寡有着直接的关系，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在这项运动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在一个长期充分竞争的领域内，踏实会成为员工最为持久的优势。

略博咨询的董事长、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专家田同生就是位马拉松跑者，已经完成了十几次马拉松全程比赛，他最近在自己的微博里专列了一个标签“推动100个人跑马拉松”。他的客户红豆地产就在他的影响下成立了红豆长跑队，并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训练，长跑队还设立了2012年参加苏州半程马拉松赛的目标，这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行动。

态度尚需改变

其实已经有很多企业在行动，尝试在体检和保险之外引入真正鼓励员工运动的健康方式。实际上，组织员工锻炼和组织员工体检、给员工买保险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两方，投入越前置，后面需要的付出也就越少，不过要做到这一点的确需要公司有相对长远的目标和大局观念。

目前令人比较担忧的一个事实是，企业员工如果请病假几乎都可以得到公司的批准，但如果说请假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估计就会遭到很多人的白眼。对企业而言，员工请假参加体育比赛和请假看病需要付出同样的时间成本，可是病假条好批，参赛假条难批这一现状还需要从文化和理念上逐渐扭转。虽然许多企业都在宣扬关心员工，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从请假准假这个浅显的制度导向中才真正看出企业的价值观。主动健康在现阶段依旧任重道远，还需要文化和制度层面上的双重认可。

前不久我刚刚参加2011富邦台北马拉松，期间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一台北最大的马拉松并没有过多宣传，甚至连马拉松博览会都没有，观众也不是很多，后来详细了解才知道，台湾的马拉松非常多，每年有40余场，除了炎热的夏季没有赛事外，马拉松比赛几乎每周都在举行，所以跑步者对于马拉松并不像我们那样新奇，因为早已习惯了。可是为什么观众不多呢？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跑步者，都在赛场上奔跑，对运动的热爱远不是只当看客，而是真正地走向赛场。

在中国大陆跑过100个马拉松的人几乎没有，但是在中国台湾跑过100个马拉松的人数早就超过几十人。还有一些狂热的跑友，他们为了能够多参加比赛，在北半球夏季到澳大利亚去跑步，只因为那里是冬天。这听上去近乎疯狂，但是这却反映了跑步运动在台湾的地位，这和台企员工压力大也不无关系。

中国台湾的跑步组织非常多，赛场上尽是各俱乐部五花八门的服装，很多俱乐部也会组织自己的赛事。现在大陆尚无专门给企业组织比赛和训练的组织，现有的俱乐部也相对松散，专业度和会员水平都依旧处于初级阶段，不过这一切也正在得到改观。

进一步讲，企业推广跑步，在更多的跑步实践过程中把跑步的哲理传递给员工，这除了帮助企业人才在激烈竞争中打好体能基础外，企业文化甚至品牌也同样可以从中受益，员工的身心健康之于社会的意义则更广泛。

有篇报道这样写道：万科通过在企业内部大力推行自行车、长跑、足球等“阳光的、团队的、流汗的”运动，来驱动万科这艘越来越庞大的战船变得更加轻盈和健康起来，从而更好地适应这个行业不断遇到的调控、挑战乃至转型。领跑中国房地产行业十多年之后，总裁郁亮表示，“万科并不在意在某一个时点上被其他企业超越，速度不是核心的追求，健康才是。比赛很长，做企业和长跑一样，比拼的是耐力和意志力，更何况企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

至于那些已经在推广跑步运动的企业，用一句广告语可以描绘：谁跑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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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终被瓜分，结束了公司独立运营的历史。EMI历史上三位传奇的音乐制作人见证了公司曾经的辉煌。环球音乐集团从此汇聚了四大古典音乐品牌，商业运作可以更加得心应手，然而这些品牌曾有的传统和个性却不可挽回的逝去了。

2011年11月的一天，我订阅的手机报上跳出了一条新闻—— “英国EMI集团以总价41亿美元将其业务分别出售给环球音乐集团和索尼娱乐公司”。念这条新闻给身边斯坦威中国的销售总监听，她随口说了句，“真遗憾，最后的EMI”。

其实EMI债务危机和公司的动荡早在几年前就初见端倪。2007年，EMI负担着2.6亿英镑的巨额亏损，随即被PE公司Terra Firma出手买下。然而之后经历过裁员重组及管理层扫地出门的EMI，在 2008滚石乐队和2010年保罗·麦卡尼（Paul McCartney）相继离开之后更是雪上加霜。2009年财报中税前亏损高达17.5亿英镑，债权银行花旗集团不得不接手，对其进行资产重组并挂牌出售。

EMI音乐公司最终被环球音乐集团纳入囊中，包揽了DG、DECCA、PHILIPS和EMI这四大古典音乐顶尖品牌，而全球的音乐市场格局形成了以环球、华纳和索尼为核心的三足鼎立之势，曾经百花齐放的音乐产业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成立于1931年的EMI公司是当时两家竞争对手（留声机公司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了应对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而合并成立的，公司取名“电子及音乐产业”（Electric & Musical Industries）。历史上的EMI曾创下众多辉煌，除了风格多样的唱片品牌和风靡全球的甲壳虫乐队之外，著名的ABBEY路录音室和专属录音的爱乐乐团也同样为其所有，然而更令人难忘的还是公司历史上三位传奇的音乐制作人，他们超越了EMI公司，成为录音工业史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Fred Gaisberg

录音制作的开山鼻祖 ——弗雷德 · 盖斯伯

1873年出生在美国的弗雷德是一个钢琴家和录音工程师。他同发明留声机的爱迪生和发明圆盘唱机的柏林纳一起被称为开创人类录音产业的三位鼻祖。他是EMI公司的第一位录音工程师，也是很多录音的钢琴伴奏，在他的推动下，78转的录音速度成为音乐产业标准，黑胶唱片的生产工艺也由此开始规范化。1902年，他同意大利男高音卡鲁索合作录制了人类录音史上第一张音乐唱片，卡鲁索的唱片使他成为一名国际明星，唱片录音也成为艺术家广为人知的一种方式，卡鲁索自己说，“我的唱片就是我的自传”。

1931年，当EMI正式成立的时候，刚好面临经济大萧条。当时弗雷德主持EMI的录制工作，在那段困难时期，他广泛的同作曲家、音乐家和演奏家沟通合作，为EMI签约了大量的艺术家。他也在伦敦的ABBEY路录音室里留下了大量78转时代杰出的录音作品。他善于同音乐家沟通，并能让音乐家放松自如的发挥。

早期录音时代，很多艺术家从心理上拒绝走进录音室，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了灯光，没有了观众的掌声也便无法演奏。1932年，弗雷德说服了奥地利钢琴家施纳贝尔在EMI录音室录制完成了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 —— 钢琴作品中的“新约”圣经。施纳贝尔自己曾说：“面对一切都是人工的环境、冰冷的机器，那真是一种折磨”。后来据说为了给他营造自然演奏的氛围，弗雷德特别把他漂亮的小侄女带来给他翻乐谱，1935年作品全部录制完成。80多年过去了，施纳贝尔的录音版本仍然是贝多芬众多录音作品中的经典，至今无人超越。

Walter Legge

录音制作人的教父 —— 沃特 · 李戈

1939年，66岁的弗雷德从EMI退休。他的助手，曾为EMI唱片写乐评的英国人李戈接替了他的工作。李戈特立独行，广泛结交音乐界名流，是音乐录音界的独裁者。特别是二战期间，他长期呆在维也纳，网罗了大批战争期间被冷落的艺术家。在李戈的游说下，和EMI签约艺术家的花名册上星光灿烂，当时很多艺术家都以被邀参加李戈的私人家庭酒会为荣。

他的艺术品位保守而又严格，延续了EMI的传统录音风格。1945年他在伦敦组建了一支专为录音所用的乐团，并发现和启用了战后处于低谷时期的卡拉扬。他甚至从来不固定任命乐团的首席指挥，因为他认为乐团里没有谁比他自己更重要。20世纪50年代的爱乐乐团(Philharmonia Orchestra)一度成为英国本土最出色的古典交响乐团。到目前为止，该乐团也是历史上具有录音版权最多的交响乐团。

他特别发现和独家签约了希腊女高音卡拉斯，EMI也成为卡拉斯一生唯一签约的录音公司。1953年他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合作录制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台上卡拉斯全情投入的演唱加上指挥大师萨巴塔的精益求精，录音的磁带足足耗费了令人惊奇的长度，录音中卡拉斯声音的真实度甚至胜过了现场。

李戈俨然已成为33转录音时代呼风唤雨的音乐制作大腕。然而EMI公司最终无法容忍他的特立独行甚至飞扬跋扈。1964年，李戈辞去了EMI录音制作人的职务，当时他也曾试图解散他一手创建的爱乐乐团。他后来说： “我认为在艺术的选择中，委员会的方式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像我和卡拉扬这样的人才会知道如何取得最好的艺术效果。而所谓的民主对于艺术而言却是致命的，它只会带来局面的混乱和低劣的质量。”

在CD时代，李戈的黑胶录音后来被收集整理为EMI的“伟大世纪录音系列”，得以再版发行，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领略到当年李戈所创造的录音财富。

George Martin

甲壳虫乐队第五人 —— 乔治 · 马丁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是摇滚和流行音乐的时代。1950年加入EMI公司的英国音乐制作人乔治让EMI在流行音乐录音史上大放异彩。他不仅是录音工程师，也是作曲家和乐队配器的专家。1950年加入EMI的时候，乔治只有24岁。他6岁的时候就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要求父母送他去学习钢琴。在十几岁的时候，初次听到在鲍尔特爵士（Sir Adrian Boult）指挥下BBC交响乐团的演出，乔治就被乐团的声音迷住了，而他在音乐和作曲上的深厚功底也为他日后音乐制作人的职业生涯带来很多优势。

1962年2月的一天，一个叫布莱恩的人敲开了乔治办公室的门，向他推荐一个来自利物浦的四人组合乐队，在其他十几家唱片公司那里碰壁之后，布莱恩抱着最后一试的心态来求助乔治，当时乔治尚未对乐队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只是被布莱恩的热情打动，乔治同他签订了著名的“一便士”录音合同，也就是每发行一张唱片，只分给乐队四个人一便士! 这个偶然的决定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历史，而这个组合就是日后风靡全球的甲壳虫乐队。乔治在编曲、配器和录音上全程参与到乐队中，把甲壳虫音乐的感染力同录音技术结合在一起，后来乔治也被称为“甲壳虫乐队第五人”。

2001年，乔治为自己编辑录制了六盒装CD专辑取名为《乔治 · 马丁出品》（Produced by George Martin），以回顾和纪念50年的录音生涯。2011年，BBC制作出品了90分钟的同名纪录片，其中包含了很多珍贵的历史录音和采访资料。乔治成为EMI公司历史上最后一位传奇录音制作人。

EMI终被瓜分，结束了公司独立运营的历史。EMI历史上三位传奇的音乐制作人见证了公司曾经的辉煌。环球音乐集团从此汇聚了四大古典音乐品牌，商业运作可以更加得心应手，然而这些品牌曾有的传统和个性却不可挽回的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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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种仪器可以使现代工程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带来工业设计的新纪元，并最终减轻在制造复杂机器过程中许多被认为必须的缓慢的开发过程。”这是《纽约时报》记者对电子计算机正式亮相时小心翼翼的评价。

1946年2月14日，美国陆军部在费城宣布了一项战时的最高机密——一台被命名为“埃尼阿克”（ENIAC）的电子计算机的存在。在当时，解决复杂的算数问题是人们对于电子计算机的唯一期望。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位年轻的科学家莫奇勒（J·W·Manchly）和艾克特（J·P·Eckert）享有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发明者的殊荣。这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建造的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看上去是一个庞然大物，重达30吨，塞满一整个占地1500平方英尺的大房间，它使用18000个真空管，7万个电阻器和1万个电容器。

应记者们的要求，“埃尼阿克”向现场的参观者展示了它叹为观止的神奇演算速度——《纽约时报》记录到，“当按下一个按钮，将97367自乘至5000次幂时，操作机器的博士要求大家：仔细看着，否则你会错过。——大多数参观者还是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运算不到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为了更清楚地演示埃尼阿克的速度，博士把速度放慢了1000倍，继续演示，13975乘13975。灯光一闪，结果就出现了——195300625。”听上去，这台超级明星的运算能力基本上比不过现在一位中学生使用的普通计算器。

人们喜欢用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作为战争推动科技发展的案例。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虽然和战争能够扯上关系，但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军队“科技攻关”项目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看起来极为偶然事件相互衔接的产物。

1944年，二战战场局势虽然已经发生了逆转，但美国陆军的武器开发系统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对于研制远程大炮来讲，弹道设计计算是一个异常繁复的过程，科学家们的大量精力被用来进行枯燥的计算。此时，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陆军军械工程师戈尔斯坦上尉听说，一位该校名叫莫奇勒的物理学家正在和同伴研制一种通过电子管来进行数学运算的机器。戈尔斯坦向上司汇报了这个信息，得到了上级的积极响应。在获得军方资金支持的30个月后，世界首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那么，物理学家莫奇勒为什么想起来要研制电子计算机呢？“3年多前，电子计算机还只是个想法，今天却成为伟大的发明奇迹。莫奇勒博士1941年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分校任职，他希望能够解决大数额数据运算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将有利于远期天气预报的突破”。《纽约时报》这样解释电子计算机最初的构想。是的，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由来，需要补充的是，莫奇勒博士只是一个天气预报的业余爱好者。

1941年夏，当时34岁的莫奇勒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机工程学院遇到了22岁的研究生艾克特。此前，作为一个业余天气预报爱好者，莫奇勒已经有多年用手摇计算机做天气预报计算的经验，他的数学功底很好，而艾克特才华横溢，精通电子学，而且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具备了领导大型科研项目的领导能力。两个年轻人在著名科学家证冯·诺依曼的理论指导和帮助下，最终取得成功。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莫奇勒和艾克特享受了多年电子计算机发明者的殊荣之后，又有人站出来，要抢走他们的荣誉。

20世纪90年代初，公众被一则新闻弄糊涂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向87岁的美国科学家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颁发了一枚美国国家工艺技术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发明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学计算机的不朽功勋。”

回到1937年。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是美国爱荷华州大学的一位著名数学教授，他开始思考用电子来进行运算的难题。和众多科学发明以及艺术创作的俗套一样，一个偶然的机会，灵感光临了。一个晚上，他在郊区一家酒吧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想着他的发明。突然灵感袭来，于是阿塔纳索夫教授立即返回实验室就和他的一位助手开始组装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然而，此时二战爆发，阿塔纳索夫被邀去做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工作，不得不中断了电子计算机研制工作。

也是在1941年，莫奇勒在老熟人阿塔纳索夫家借住5天。心思单纯的阿塔纳索夫向莫奇勒和盘托出了他对电子计算机所有设想和材料。两位科学家这神奇的5天交集，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也结下了一场恩怨。

沉默了20年后，1967年，阿塔纳索夫把莫奇勒告上法庭。1973年10月19日，法庭终审，阿塔纳索夫胜诉。从1971年6月1日起，开庭审讯135次，庭审中一个传讯77个证人，开庭前双方律师取证阶段共采集了80份书面证词，这是一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久的知识产权官司。但遗憾的是，这场官司并没有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官司赢了，有关电子计算机发明的神奇故事并没有被改写，人们依然习惯的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位年轻人当作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

又过了20多年，老爷子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已经87岁高龄的阿塔纳索夫给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在有生之年自己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的事实能获世人所公认。乔治·布什答应了他的请求，特地在白宫举行了授勋仪式，为“电子计算机之父”阿塔纳索夫颁发了一枚美国国家技术金质奖章，阿塔纳索夫终于了却了多年夙愿。

这场官司客观上还给美国的信息产业带来了很大促进。在莫奇勒的专利宣告无效后，美国的电子计算机行业打开新局面。很多新电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为他们不用支付庞大的专利许可费用。

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发明开始，人类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之后，每隔几年都会产生一次划时代的发明创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947年、集成电路——1959年、微处理器——1971年、磁盘存储系统——1966年、软磁盘技术——1967年、高级编程语言Fortran——1959年、C语言——1972年、个人电脑——1973年、所见即所得的文字处理——1974年、万维网WWW——1990年、互联网通信协议TCP/IP——1975年、互联网搜索引擎——1993年……

这些突破几乎无一例外地诞生于美国，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美国是追赶者的话，那么信息化时代美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引领者。而所有这些重大发明均来源于一个、两个或三个杰出科学家，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科学家的奇妙构想和偶然经历，而不是规模巨大的“科技攻关”项目。往往，一个天才的构想会奠定一家公司的成长，这已经成为美国式创新的重要规律。

第一次接触电子计算机是20多年前，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上大学。那是一个人人都在阅读并讨论《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的时代，这两本书所描述的信息技术革命令人兴奋的眩晕。

这种变化同时也在计算机机房里体现出来。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在机房实习还在使用一种名为DJS-630的国产计算机，三厘米宽的黑色打孔纸带从大大的铁柜子里不断吐出来，上面的小孔就是运算的数据，功能上也就相当于现在中学生使用的一台计算器。在入学的第二年，学校添置了一台名叫I-102的小型计算机。在干净的让人不敢呼吸的机房里，像现在的网吧一样摆放着八排64个显示器，隔壁装有空调的房间里放着几个顶天立地的金属柜——那就是主机。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学校里有了苹果Ⅱ——一种被称为个人电脑的计算机，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置一台真正的计算机，而不用再去如同医院病房般的计算机房。

直到多年后的现在，我才知道，沃兹尼亚克和他的伙伴乔布斯在1976年就已经创造了这个划时代的产物，10多年之后，我们把苹果个人电脑当作世界上最新潮的科技产品引入到中国，那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就是那个时代世界科技前沿的图腾。

20多年，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一直在追赶，现在的结果是，一款最新潮的苹果产品从美国传到中国的时间，从10年缩短到一天——最新的苹果产品iPhone 4S在美国发售的第二天就出现在了中关村的手机市场。

乔布斯的离世，让我们一起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是中国的原创科技产品什么时候可以出现。至少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具有可实施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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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岁末，聚会渐多。席间热门话题除了讨论移民，就是抱怨人才难找。但是我的意见一直是，人才找与不找，都会在那儿，现在普遍欠缺的是发现、培养人才的态度、能力和耐心。

1939年9月1日，乔治·马歇尔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150万德国士兵冲进波兰边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而他接手的是一支只有17.5万人的军队，规模还不及当时的保加利亚，步枪严重短缺，以至于有些部队不得不使用木棍来操练。但就在接下来的6年之中，马歇尔把美国陆军改造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男女士兵的总数达到830万；后勤补给线达到6万英里；装备了12.9万架轰炸机，250万辆吉普车，1200万支步枪，并且制造了两枚最具破坏性的战略武器——原子弹。

在这个过程中，马歇尔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大规模的人才匮乏——如何找到足够多、足够优秀的人来指挥这支迅速膨胀起来的军队？

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笔记本，把他看到听到的有才华、有培养前途的军官的名字和表现记录下来，并且附上自己的评语。据传，他对巴顿的评语是这样的：

1.此人能带领部队赴汤蹈火。

2.要用一根绳子紧紧地套住他的脖子。

3.一有装甲部队，立即交给他指挥。

而对于艾森豪威尔的破格提拔，则更是经典的用人案例。美军历史上，共授予10名五星上将，他们从上校或准将提升至五星上将，平均耗时15.4年。而艾森豪威尔只用了4年的时间（第二快的是布莱德雷，耗时9年，也是马歇尔一手提拔的）。在他成为美国欧洲战区总司令之前，他只是做了20多年的参谋，从未打过仗。

艾森豪威尔受到如此重用，充满了偶然，但也有必然的一面。1941年夏天，艾森豪威尔时任一个集团军参谋长，上校军衔，他把集团军大规模演习的后勤协调得很好。马歇尔看完演习，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的评价：后勤保障牵涉面极广，能如此协调得好，得益于事先计划得周密。

随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艾森豪威尔被马歇尔调到陆军部负责远东事务。报到第一天，马歇尔突然发问：“我们在远东太平洋行动方针是什么？”此前艾森豪威尔为麦克阿瑟工作，对亚洲非常了解。但他却说需要思考几个小时，才能回答。这又一次击中马歇尔，因为马歇尔最讨厌对重大问题脱口而出的行为——在他看来，这种不加考虑就给予答案的做法，投机的成分很大。在随后的6个月里，马歇尔对他作了认真的考察。他们每天都要见面，经常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在这个过程中，艾森豪威尔也从马歇尔身上学到了很多。

决定性的时刻很快到来，在决策美国欧亚战略的先后次序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在受命去英国考察后，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不仅坚决支持“先欧后亚”，还为后面的工作提出了完备的方案。要知道，当时美国国内因为珍珠港事件，首先收拾日本的舆论爆棚，而且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更具亚洲经验，他若主张“先亚后欧”于公于私都是说得通的。正是这种大局观，再结合上之前他表现出来的细致、慎重以及出众的情商，最终让马歇尔以惊人的魄力决定就让这个制定计划的人去执行它。

在给罗斯福的提名报告里，马歇尔这样评价艾森豪威尔：“他不仅具有军事方面的学识和组织方面的才能，而且还善于使别人接受他的观点，善于调解不同意见，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并真心地信赖他。而这些品德和长处，又恰恰是我们驻欧洲部队统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此后，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战场大获成功，最终官至美国总统。

马歇尔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担任战地指挥官的角色，但这并不妨碍他表现出卓越的领导力，成为二战中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比肩的关键人物。在马歇尔的葬仪上，已经卸任的杜鲁门说：“他是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中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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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很多白领都在跑步，其中不乏各类精英，实际情况是，越是繁忙、高职的跑步者执行力越强，训练也更加勤奋靠谱。长期交流观察发现，这与这项运动本身的气质十分相关，对于许多脑力劳动者来说，跑步意味着修行。

跑步如人生

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跑步，特别是长跑运动，与漫漫人生路颇为相似，训练中的坎坷、坚持、选择、放弃，奔跑中的战友、竞争者、观众，赛场上的胜利、挫折、欢笑、泪水……

一次长跑比赛就可以把生活的很多方面囊括进去，只要愿意思考，定会从中模拟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成功的喜悦，成功与艰苦的奋斗、乐观的心态及永不放弃的精神息息相关。这些美好的字眼是需要历练的，而跑步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们训练越多，跑过的距离越长，就越会意识到自己有更大的潜能，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成长。成长是生活的加速器，一旦达到了某种水平，一旦步入快车道，新的局面和广阔空间就会在瞬间展开，宛如翻过一座山梁之后的豁然开朗。

人是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参加跑步比赛可以让我们不断探索自己的极限。每个跑步者身后都有许多故事，每一场奔跑历练都是对自己生活的重新反思。生命只有一次，赛事却有很多。奔跑中与自己较量，让身体与精神对话，构成知与行的结合，奔跑是人生的训练场。我们的身体天然偏好舒服、懒惰，只有精神才能让这些懒惰的零件在锻炼中强大起来。

我从跑步中学习到的是：当你跑到痛苦、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再坚持一下，成功往往就出现在这样的转折时刻。而当我们重新回到生活中来，也会不自觉地把这种“再坚持一下”的想法付诸行动。跑步者的人生多为积极不轻言放弃的人生。

佳得乐的一则广告我很喜欢：你拥有选择权，你可以扔掉毛巾放弃，你也可以用毛巾来擦拭脸上的汗水！

最好的执行力训练

每天清晨是不是都要在床上挣扎许久才肯起床，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心里是不是也开始为不去跑步而找借口呢？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人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跑步的挑战性目标不在于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是坚持做任何人都能做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如此执行。你所要击败的其实是你内心让你放弃跑步的那个小小的声音。

因为要比赛，我们坚持训练；因为约了朋友跑步，我们不能偷懒；因为不甘于落后昨天的自己，我们一次次在念头闪过的瞬间就开始执行。跑步者最大的财富，不是完美的身型，而是长期有效执行带来的自信和勇气。

人人都是项目经理

想成为好的跑步者，需要耐心和智慧。跑步是个长时间才能出效果的运动，不要着急，按部就班，你会喜欢那些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获得的迟来的满足感。

照顾好自己，安排好饮食，休息，训练，留些时间思考，把自己的时间有目的地利用起来。很多人会说：“我不跑步是因为我没时间”。其实当你有目的地把跑步安排进日程表中，你会发现自己有了更多思考和行动的时间，这才是跑步者的聪明所在。

完成一场跑步比赛例如马拉松，会有很多种途径：好的训练，加上好的执行，意味着完美的结果。或者没有好的训练，靠临场咬牙坚持，也可能达到一个可接受的成绩，或者因为功夫没有下到而惨遭失败。这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很像？项目计划总是不够完美，这样那样的未知问题纷沓而至，然后大家加班熬夜，千辛万苦地把事情做完，并且在一次次项目结束后大声地对自己说：“下次再也不这样了。”遗憾的是虽然很多项目经理都有完美主义倾向，但是计划却从未完美过，于是没有不经努力就可以顺利完工的项目，辛劳成了常态。

跑步者的特点包括自律和坚持，他们会为了比赛的目标进行严格规范的训练和休息，也会在比赛中遇困难而不放弃，这些经验能够支撑一场比赛跑到终点，也能支撑一个工作项目顺利完成，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如此。

跑步会花费我们很多的时间精力，也会让我们更加有经验，有经验来处理生活中其他层面的关系。

踏实的价值观

“作为一名演员，终生都在‘作假’。可完成一次全程马拉松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体会到自己为自己真真实实地做了一些事情，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目标有如此巨大的情感连接。它需要我真心付出，而不仅仅靠我演戏时的想象力和‘作假’就能达成的目标。”——演员Anthony Edwards。

跑步是不骗人的，训练不是为了别人，没有人是你的竞争对手，坚持还是放弃，你自己是唯一的对手。一天不训练，自己知道，一周不训练，朋友知道，一个月不训练，连观众都看出来了，跑步让人踏实，因为这项运动实在是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

人生不设限

人们经常为自己设定界限，做他们认为他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你的内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人要心想才会事成。

美国著名的耐力跑选手迪恩，充满激情，对跑步非常热爱，对慈善也很关注，也没耽误成为一个好父亲。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大多数人从来都不会到达终点，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抑或担心、抑或不愿意对自己要求过多，而选择容易的、阻力最小的道路前行。但在我现在看来：挣扎和苦难是我们在世上来过一遭最值得的宝贵生命体验。如果你自己不活出自己的舒适区域，如果你不是一直在更高地要求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学习和拓展，那么你选择的就是一种麻木的生存状态。你正否定自己走上一条更精彩的生命旅程！”

跑步总是带给我们很多，它是人类最天性的运动，它让人感受来自于脚下大地的能量，用非常优美的方式激起我们内心中那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健康感受。“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人在大地上自由地奔跑何尝不是这种感受。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喜欢户外的人转向跑步，至于你会从跑步中获得什么，当你跑起来的时候，人生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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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有一种邂逅是不需要理由的，他就这么真实地站在你面前，诠释了你所有的梦境，还原了你内心对前尘往事的追索。你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这种可触摸的梦境本身就是最大的意外。于是你接受TA爱上TA离开TA想念TA，变成最自然不过的事。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旧城广场那细碎的鱼鳞状的石子路上，我的倒影被拉的长长地投射在墙上时，我就这么毫无征兆地爱上了布拉格。

布拉格音乐记忆

想象中的布拉格只有两个字——音乐。虽然尼采用音乐来代表维也纳，用神秘来代表布拉格，但布拉格和音乐的缘分并不输给维也纳。

1787年《唐璜》首演于布拉格,莫扎特亲自指挥，以此来回报捷克人民对他的爱戴。相比维也纳的挑剔和矫情，莫扎特在布拉格赢得从未有过的荣耀。为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还创作了第38交响曲《布拉格》。甚至米罗斯·福尔曼那部著名电影《阿玛丢斯》的外景都全部在布拉格拍摄,而不是在维也纳。难怪捷克人要骄傲地说，是布拉格成就了莫扎特。

从查理大桥到旧城广场，从布拉格皇宫到街头的小酒馆……流连在布拉格的每一个角落，空气里始终飘荡着若有若无的音乐。如果说这个波西米亚民族有什么信仰，那最重要的就是音乐，它已经渗透到每一个捷克人的细胞里，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

皇宫门口有一个弦乐四重奏的组合，据说一年365天每天都在这里演出，风雨无阻，琴盒里放着听众自愿赠予的零星硬币，无论多少都不影响他们对音乐全身心的投入。不知是否真有人做过统计，据说每天的每个时辰，这个城市里都有人在用不同的方式深情地演奏那首著名的《沃尔塔瓦河》。

除了莫扎特这位外乡人，捷克人最爱的音乐家还有三位：斯美塔纳、德沃夏克和雅纳切克。斯美塔纳丧失听力之后创作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成为捷克当之无愧的国家名片，书写着捷克人浪漫懒散外表下内心的坚强不屈。据说1968年8月20日的夜晚，苏军攻占布拉格，整座城市到处是枪炮声，而在捷克大剧院里却依然响彻《我的祖国》，这时包围了大剧院的苏军士兵破门而入，但剧场内3000名观众没有一个人离开。

每年春季为期三周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迄今已历经60多载，依然风采依旧。六十几年中，肖斯塔科维奇、博恩斯坦、梅纽因、奥伊斯特拉赫、洛林马泽尔、卡拉扬、穆特、鲁宾斯坦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都和这个古老的城市结下不解之缘。走过鲁道夫音乐厅，门口的大海报上赫然写着的名字是祖宾·梅塔和索菲·穆特，演奏的是德沃夏克著名的《自新大陆》。随意路过一家小教堂，兼差的大学生兜售的音乐票曲目竟是巴赫、海顿和莫扎特。

遇见波希米亚

经历了英法的出卖与背叛，忍过纳粹铁蹄无情的蹂躏，布拉格冷艳别致的外表下早已伤痕累累，她或许不想你洞悉她隐藏的心事，击溃她苦心经营的矜持，于是小城的一砖一瓦里都藏满了故事，幽然隐秘却浑然天成，任凭我们抽取其中的哪一块都无法完全读懂她。

来到布拉格时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沃尔塔瓦河泛着银波轻轻流淌过这个古城的前世今生。依稀仿佛，少女特蕾莎的声音在《布拉格之恋》里响起，“要是在波希米亚，我留着长长的黑发，在月桂树下守着你。一定有这么一棵树，从创世纪开始，就把我们的故事，雕刻在每片叶子上。”

于是，爱情的背景中，红色屋顶映衬下的黄色房屋烘托出的市井气息和密集华美的欧罗巴风格的皇家气派就那么和谐地混迹在一起，营造出平淡和华丽归一，衰朽与青涩并存的气氛。哥特建筑特有的尖顶和那些无法言说的神秘，产生出如神祗一般的气质。这个有着上千年存在的古城依然活在历史的鲜活记忆里，任人们载沉载浮走进走出。

夜晚走进一座小教堂，聆听巴赫音乐里的天使在廊柱间环绕飞升。管风琴铿锵的金属之声尽量抑制着不可思议的巨大音量，在圣徒栖息的穹顶骤然迸发。感动总是在某一个特定时刻，毫无预兆的击中你，惹人泪流满面。

行走在著名的查理大桥，目光搜寻千年来的种种纠葛，远近的巴洛克建筑在诡谲的流云中闪闪发光。哈布斯堡王朝流传下来的波希米亚式浪漫依然闪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节，牵线木偶、手工玻璃、浪漫不羁的吉卜赛艺人……我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座千年古城曾经是连接东欧与西欧的大都市，在经受过上世纪的社会主义洗礼之后何以毫发无损？一石一柱，一门一窗，似乎动也不曾动过。而开普勒和莫扎特走过的街道和我们今天眼里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多样文艺气质

布拉格的美并非巴黎那般气场逼人，却又有一番别样的气质，它似乎永远都那样兀自独立，冷眼旁观世事变换，而只有踏遍足够多的土地，那份冷艳才更显醇厚。

印象中好像没有哪一条河能像沃尔塔瓦河，无论从哪个侧面都能给人以优美的视觉体验。于是决定就这么沿着这条河走走看看。路过“新卡夫卡博物馆”，和黄金小巷22号的卡夫卡故居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天晓得，住在那么童话般色彩斑斓小房子里的卡夫卡，以及在这个院子里有对胡闹撒尿的铜像，经常惹来观众大笑的房子里纪念着的卡夫卡为什么会有双那么阴沉忧郁的眼睛。

离新卡夫卡博物馆不远，是家当地人非常喜爱的餐馆，叫帅克餐馆。有着捷克最好的啤酒和烤猪肘子。每天晚上这里都门庭若市，笑语欢歌。门口好兵帅克的塑像憨厚地笑着，和里面闲散舒适的捷克人相映成趣。哈谢克笔下著名的好兵帅克是捷克人举重若轻乐观积极的典型形象吗？

也许我们无法洞穿的这些明媚华丽其实都是布拉格的表面，不然为什么卡夫卡在这座欢乐的城市竟体会到了人类终极的孤独、陌生和恐惧呢？美国诗人奥登这样评价卡夫卡：他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到菲利普·考夫曼的《布拉格之恋》，故事的背景于是渐渐浮现出他们的真实气质。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托马斯在面临“轻与重”的选择时茫然无措，“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同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一直妄图解读自己对于布拉格的爱恋，直到后来才发现，布拉格给人的感受就是这样弥散，无法具象亦无法将某一处抽离，就好像爱情，往往你说不清为什么爱TA，爱TA哪里。但是你就是爱TA的一颦一笑，一个动作，一个眼神，而这些属于布拉格。 

离开布拉格，历史回归了惯常的轨道。这是个可以选剧作家当总统，表面轻快但内心依然纠结的城市。布拉格之于我，是以梦境抚慰忧伤，以虚幻纵容浮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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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生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过：“或许死亡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每个人都会同样面临死亡的结局，我们没有必要再患得患失；如果你把每天都当成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总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

几个月前，一个很要好的同事辞掉安排好的工作会议，紧急赶回法国去探望他病危的母亲，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母亲在他回家途中就离开了。不久他回到国内，按常理来说，失去母亲的悲痛加上路途劳碌，他一定是面容憔悴，可当我第一面见到他的时候，却意外地感受到他对母亲离开的平静和泰然。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自然地聊起了生和死的话题。他很认真地问我，“你相信人有来世吗？”我想了想回答说，“我还真是没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停顿了会儿说，“你最好认真地想想，因为这很重要，我相信人是有来世的。” 我接着问他，“那你怎么理解来世呢？”他说：“人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我相信母亲从这儿离开后，会有更大、更舒适的房间等着她，所以我愿意在心中好好地为她祝福，为她唱上一首安魂曲，让音乐送她走到来世。”呼天抢地的场景、低迷回旋的哀乐是人们对于死亡的一贯认知，然而听到这儿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他能够将痛苦放下，如此平静地面对母亲的离去。

安魂曲又被称作“追思曲”、“慰灵曲”。

几百年来，安魂曲已成为一种规范的曲式，赞美上帝，求得人类灵魂的自由和救赎。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安魂曲是他一生最后一部作品，他只完成了开头的几个部分就离开了人世，他自己甚至也预感到当时是在为自己写安魂曲；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安魂曲是为了纪念他最崇拜的意大利诗人和文学家曼佐尼而谱写，并在曼佐尼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首演；法国作曲家弗莱的安魂曲则写给自己逝去的父亲，是一首远离宗教味道的死亡摇篮曲。而这三者也成为后来流传最为广泛的“三大安魂曲”。

Requiem Mass in D Minor K.626

奥地利人莫扎特写给自己的安魂曲

电影《阿玛迪乌斯》是根据莫扎特的一生改编的，在电影的结尾，凄风苦雨中，一辆孤独的马车载着36岁既已逝去的天才，在其为自己谱写的安魂曲伴随之下缓慢前行。这首编号为第626号的作品是莫扎特一生中最后一首作品，他在弥留之际仅写完了开始的“进堂曲”、“垂聆经”和《继叙咏》的大部分，后面的部分是由他的助手苏斯梅尔（Sussayr）整理完成的。

不管是电影中神秘的委托作曲人，还是莫扎特弥留之际呓语中的下毒人，天才的逝去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但冥冥之中作曲家也在为离去谱写最后的挽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莫扎特分别完成了喜歌剧《魔笛》和充满阳光愉悦气息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但最后尚未完成的安魂曲也成为这位天才永恒的遗憾。

安魂曲的第一句开始强大的合唱曲，“求上帝赐予永远的安息，并以永远的光辉照耀他们”。莫扎特的《安魂曲》后来被广泛地用于葬礼演奏中。1849年波兰音乐家肖邦的葬礼和1964年纪念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仪式都选择了莫扎特的安魂弥撒曲。

Manzoni  Requiem

意大利人威尔第为纪念一位大师而作的安魂曲

1873年，意大利伟大的爱国诗人、小说家曼佐尼（Manzoni）逝世。他的诗堪称意大利的“歌德”，他的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基于他在文学上的影响力，他把当时五花八门的意大利方言逐渐统一成为一种规范的语言。他是威尔第年轻时就崇拜的精神偶像，即便他自己已在歌剧界声名大振的时候仍然对大师敬仰有加。

威尔第首次见到85岁的大师的时候，大师夸奖他，“你是个伟大的作曲家”，他连忙回答说，“但您是真正的圣人”。曼佐尼的逝世让威尔第陷于悲痛中无法自拔，他甚至无法参加当天举行的葬礼。他说，“尽管我无法去参加葬礼，可是或许今天没有人会比我更加忧伤。大师的离去结束了他圣洁荣耀的一生，没有哪些报纸上的文字可以表达出这深远的意义，我或许应当用另外的方式来纪念他……”

不久，在米兰市政府的支持下，威尔第开始创作纪念大师曼佐尼的安魂曲，这无疑是倾其全部情感的作品，他也把曾为纪念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而创作的片段融入其中。一年之后，该作品在纪念大师逝世一周年的仪式上首演，作曲家威尔第亲自指挥，并选择了庄严神圣的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

威尔第的安魂曲澎湃激荡，而非传统的宗教式的庄严沉思，在结构的安排上更加自由。对于安魂曲的结尾，他选用了女高音的独唱“拯救我”来祈求上帝的救赎，以此替代了传统的“阿门”主题，好像一个远方微弱的声音期待着永续救赎之光的来临，音乐成为追忆大师逝去的载体。

Requiem Op.48

法国人弗莱追忆亲人的死亡摇篮曲

法国作曲家弗莱的安魂曲中的“慈悲耶稣”（Pie Jesu）可以算得上一首取材于《安魂曲》的声乐作品，也成为很多电影的插曲，简洁淳朴可谓天籁之音。 1885年，弗莱为了纪念逝去的父亲而创作的安魂曲，也同时悼念了在创作开始后不久便去世的母亲。这是一首没有最后审判的安魂曲，他自己说，“我的安魂曲没有表现对死亡的恐惧，它应当称为死亡的摇篮曲，而这其中是我对死亡的感觉，一种快乐的救赎希望，一种能触及永恒的期盼，而不是为逝者所寄的哀伤”。

作曲家把震怒的审判变成了安息的祈祷，以安息开头，以一首《在天堂》的独唱结尾，好像精神从肉体中解脱，在钢琴发出的一缕缕光芒下，天使的翅膀把生命带入了永恒的天堂，充满了温柔、宽恕和希望。这是一首没有宗教束缚的世俗挽歌。1924年，这首安魂曲在他自己的葬礼上演奏，伴随他飞向来世。

2011年10月5日，那个国庆黄金周悠闲的下午，一个伟大的天才离开了我们。我没有想到去点蜡烛，再拿一个苹果咬上一口放在旁边，而是在我的微博上分享了莫扎特的D小调《安魂曲》。

让一首安魂曲来送别这位天才，这位恰如古典音乐世界里的“莫扎特”，摇滚世界中的“列侬”一般狂放不羁的奇才。让一首安魂曲架起通向生命永恒安息的金桥，把他送到生命的彼岸，生者只有希望和喜悦，而没有世俗的悲天悯人，逝者将伴随着音乐走到来世的另外一个房间。乔布斯生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时也曾说过：“或许死亡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每个人都会同样面临死亡的结局，我们没有必要再患得患失；如果你把每天都当成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总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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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企业主纷纷“跑路”而引起广泛关注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潮，很多讨论把焦点集中在紧缩政策以及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限制，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来自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有90%的家庭或个人、59.6%的企业参与。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高达40%。不难看出，以草根制造起家的温州已经开始把重心调整到房地产和金融产业。

这是个案吗？显然不是。

研究一下2011年上半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中报会发现，很多上市公司靓丽业绩的真正支撑，却是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银行理财和委托贷款。例如ST波导2011年中报显示净利润为3514.58万元，其中对外委托贷款所取得的收益为1773.83万元，占净利润的比例高达50.47%。

而随便看看财经新闻，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始涉足高利润的房地产，包括海尔、海信这样的家电巨头都开始在全国推出自己的楼盘。

与此相对应的是，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平均只有1.41%；研发强度在3%以上的也仅占17.77%。很可能的推断是，与温州很相似，企业大部分的自由现金都流到了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上去了。而在全球，全世界研发投入的80%、技术创新的70%、技术转移的60%都是由世界500强企业主导完成的。

中国经济已经貌似很强大，2011年，有69家中国企业（包括台湾地区）进入《财富》500强的名单，数量就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3家。而从GDP、进出口额、外汇储备等硬指标来看，中国也俨然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是抛开环境、人口、资源这些限制因素不谈，仅仅对比一下中美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很大的问题——我们太缺乏有足够竞争力的实业公司作为根基了。

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石油、农业银行、中海油、中移动、中石化、交通银行和中信集团，全部是国有金融部门和垄断性国企。而反观2011年美国企业500强利润排行前10名，除了石油公司、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也同样有苹果、沃尔玛、微软、IBM和强生这些在运营和创新方面表现极其强劲的公司。

当我们有限的资源（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企业家们的精力）都在迅速向金融和地产这些“快钱经济”倾斜，当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企业的竞争力是根植于垄断的时候，产业的空心化就不可避免，整个经济就将越来越向一个只追求分配财富、而没有人创造财富的巨型传销体系演化，成为一个立足于沙地的倒金字塔。

20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代表约瑟夫·张伯伦（历史上著名的绥靖首相的父亲）曾说过：“金融业过度发展将会使英国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而且不能够自给自足。总之，国家会变得‘富有而脆弱’。”

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英国正处于“日不落帝国”鼎盛时期，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人热衷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 1913年，占英国总人口1%的富人拥有了全国财富的69%，这些富人多为金融家、贸易巨头，而工业企业主财富大幅缩水。

虽然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将年代相隔遥远的时代进行对比是极其危险的。但我们很难回避这样的历史事实——过去几百年里，每当一个强国的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时，同时也是产业空心化最严重、社会财富最集中、贫富差距最大、走下坡路的开始。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荷兰和19世纪的英国莫不如此，目前全球面临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动荡也与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中国的问题是，当我们开始远离实业的时候，我们真的那么富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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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今天任命高等法院法官伯恩斯为稳定经济办公室主任，赋予他至高的权利控制民间购买力，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协调指挥抵制生活费不断上涨的斗争，并要求立刻稳定农产品价格、城市和农村的租金以及企业支付的工资”。没错，这是《纽约时报》1942年10月4日的报道。

如果把罗斯福换成同一时代的斯大林，这则报道似乎会显得更符合逻辑。“稳定经济”、“控制购买力”、“委员会”这些和计划经济如影相随的词汇为什么会成为崇尚自由经济和个人奋斗的美国政治当中？在怎样的背景下美国人会给政府如此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利？美国人对于政府控制经济的最后底线在哪里？后人怎样评价这场因战争以及通货膨胀引发的政府对经济异乎寻常的管控？

“根据白宫的指令，物价管理官员对大量食品的价格规定了自周一起生效、为期60天的非常时期最高限价，这使物价管理办公室对百姓日用品的控制范围从60%上升到90%”《纽约时报》的报道在阐明经济管控的主要内容之后引用了罗斯福总统的讲话，为他出台这种“大逆不道”的经济政策的辩护：“我相信从现在开始，生活费用的真正稳定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使战后更容易向和平环境过渡，并将受到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人和家庭主妇们的衷心拥护。”

通过新政的执行，美国经济开始缓慢的回升，到1937年失业率从1932年的25%下降到14%，到1941年美国参战前下降到9.9%。由于战争的开销急剧上升，在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之后，人们又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

打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消费行为。军费支出初期即达每天１亿左右，联邦政府不得不走上赤字预算的道路。庞大的政府开支用来购买飞机大炮，而生产军火和军需品在带来就业的同时，也带来急剧增长的工资收入，这些钱却必然涌向生活必需品，通货膨胀转眼之间就成为美国民众最大的困扰。

在最初稳定物价的行为没有起到期望的效果之后，罗斯福在1942年底加大了反通货膨胀的力度，抛出对价格全面管制的杀手锏。到1943年４月，对所有影响生活费用的所有商品规定了最高限价，对轮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烟等商品实行定量配给。同时又对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进行惩治。

在这段日子里，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从消除恐惧的鼓舞变成对国民循循善诱的说服。他强调，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动摇整个战时经济体制，以致威胁整个战局。

在以后的两年里，价格管制发挥了作用，CPI上涨不到2%。在扬汤止沸的同时，罗斯福没忘釜底抽薪。工薪的上限被核定为25000美元，超过部分将缴纳100%的所得税，同时实行代扣所得税制度，第一次实现了让高收入人群足额缴纳所得税。同时罗斯福开展了推销战时公债的运动，并且带头认购。发行的7次公债锁定了1350亿美元的购买力。

虽然遭受到保守派甚至一部分普通劳动者强烈的反对，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并最终获得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已经从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并不完美，当大部分民众享有生活的基本保障并不会导致穷人的懒惰反倒有利于创造共同享有的繁荣。

令人担心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没有发生，大部分美国人感觉到他们的生活真的好了起来，美国终于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

战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凯恩斯经济理论，没有人怀疑猛增的政府开支导致了经济的兴旺。

这一事实在后来的日子里分别成为支持和反对罗斯福新政者用来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在反对者看来是战争结束了大萧条而不是罗斯福新政，从“百日新政”到价格管制，都是罗斯福为了忽悠大众选票的花拳绣腿，除了劳民伤财和干涉自由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对于曾经发生的历史，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行为和结果之间如同数学公式般的因果关系。但多数人是否受益总是可以用来作为佐证一种思想是否进步的标尺。罗斯福的思想和其推动的新政经得起这一标尺的检验。

虽然人们总是把凯恩斯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罗斯福的新政思想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经济理论，而是一种充满感性的人性光辉：“一个健全和强大的民主国家的基础并无神秘之处，它只是基于那些要求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简单明了的基本东西——机会均等、工作、安全、自由和进步。”（《罗斯福传》）

“极端的新政支持者认为，财富的重新分配原本就是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极端的新政反对者认为，那些接受救助的人愚蠢地花光了他们的那一点财富，而纳税人却因此得到惩罚。”（《大萧条时代》）。罗斯福绕开了这种尖锐的对立，他认为，新政不但没有抑制而是促进了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它给了小企业和大企业、公众和垄断者平等的机会。

在第三次当选总统的两个月后，罗斯福发表了致国会1941年度的国情咨文，在这篇被誉为和“独立宣言”比肩的不朽文献中，罗斯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理念。他希望今后的世界，将以人类四大基本自由为基础：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它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居民过上健康和体面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它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在这篇国情咨文中，罗斯福对美国崇尚自由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坚守言论和信仰自由的同时，把“免于匮乏”的自由加入进来。而这一条正是罗斯福新政最核心的理念。也正是这样的理念，让罗斯福可以冒着被贬损为“社会主义”者的风险，对日用品价格实行了全面而严厉的管制，在他看来让普通劳动者“免于匮乏”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这既是符合道义的，在实践中也经得起经济规律的考验。

罗斯福的思想和实践，显然牵动了自由市场经济崇尚者的奶酪。基于维护传统经济学理论完美性的需要，对新政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也依然活跃着这种思潮的继承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巨额投资成为最适宜的靶子。  

和当年的美国一样，基础建设投资和战争开支都将同样不可避免的带来通货膨胀。在普通生活日用品价格不断攀升的同时，房价令人瞠目结舌的上涨成为当下的中国和当年的美国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日用品的全面价格管制已经不合时宜，但通过限购对房价实施的强力管制还是实施了，现在看来，行动显的有些犹豫，但无疑这是一种迟来的正确选择，否则任由通货膨胀发展，将更加快速的扩大收入差距制造更大的社会不公。

当普遍性的腐败、体制的沉疴和经济转型的压力和这一经济决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在来评价巨额政府投资的得失为时尚早。但罗斯福的战时经济策略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政府开支不可避免的急剧膨胀的时候，把促进社会公正的思想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契机改造分配机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思路在实际工作中的系统性体现。

罗斯福的战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从1939年到1944年间，5%最富裕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份额从23.7%下降到了16.8%（《美国世纪》）。房价的下跌（如果真的跌下来的话）和普通体力劳动者薪酬的上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可以算做消除社会收入差别的部分结果，但税收制度的调整和实施、对权力阶层的遏制、对垄断行为的打击、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是更具改变空间的着力点。

即使如此受到美国人情感认同的罗斯福，其主持的新政也依然处于争议之中。当后来的专家抱着如同质疑罗斯福新政的劲头在面对中国刚刚经历的这段历史评头论足的时候，留给他们什么样的证明抑或是把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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