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的商品化对我国致力于节能减排企业来说果真是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留意一看却是一块从大馅饼中割下来的小馅饼……
2009年9月14日，年发电量108万兆瓦的新疆开都河察汗乌苏水电站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项目，完成了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MD）的审批注册程序，获得了每年908606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核实凭证(CER)，以每年180221.2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的三菱公司，期限７年，由英国的Lloyd’s Registry公司提供承销保证。这是我国第1815宗完成注册和交易的CMD项目，我国目前获准注册的CER占全球的59.3%。令人惊讶的是，该交易仅以每吨0.198美元的价格成交，而9月4日国际市场上的该商品期货价格则为每吨13.4欧元，其中的差价和利润由此可见一斑。
金融危机过后，伦敦商品交易所的碳交易又恢复了危机前的活跃，从1月的日交易量3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激增到6月的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说明碳交易正在迅速加快，交易总额已超过了数百亿美元，交易量达到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人们普遍看好这一无形商品的前景，认为这符合国际发展的趋势，有利于节能减排，抑制全球暖化。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而碳交易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衍生产品，包括节能产品，将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
对二氧化碳排放权的需求除了来自排放超标的企业和被分配到减排指标的国家外，还有那些具有环境觉悟的机构、企业、组织和个人，如汇丰银行、沃尔沃、艾维斯、理光、美国运通等全球知名企业，他们自愿出资在全球范围内购买温室气体排放权，以塑造“碳中性”企业形象。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他们的参与将进一步推高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今年2-9月，伦敦碳交所的4个月期货价格涨了50%.
这是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承认气候变化不再是危言耸听的事实基础上，所付出的共同的努力：大家一致认为，只有用经济的方法，才能最有效地减少碳排放。那些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是指在工业生产中排放在空气里的有害物质，它不仅直接污染周围的环境，还通过温室效应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气温升高，气候异常，频频给人类和大自然带来灾难。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造福人类和地球的未来。
其实，对地球来说，在任何地点排放二氧化碳，危害都是一样的。然而，要求减排呼声最高的来自发达国家，而排放增速最快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硬性限制所有国家排放而不追究曾经排放的责任，就等于限制后者的发展，显然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此，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人们希望到了通过市场机制达到减排的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经过多方艰难谈判，于1992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附件《京都议定书》。由此奠定了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商品交易的基础。由于布什政府没有批准《议定书》，美国没能获得全球碳交易的主导权，而伦敦碳交所却一举成为世界碳交易的重心。
《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每年削减5.2%。由此衍生出了欧盟集体减排目标，即2012年比1990年碳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再将指标分配给各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确立了交易规则。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指数型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由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增量与能源消耗量成正比，与绿化率成反比，各国把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产业作为履行《议定书》的首要任务，而碳交易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金融和市场手段加快实现这一目标。试想，如果一个国家或企业分配到了要求减排的数量指标，为了避免制裁或惩罚，它就会面临两种选择：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发展绿色产业，以降低或抵消排放量；向外购买排放配额。如果经济合算，当然应当采用减排技术，同时申请具有商业价值的排放配额或注册CER。如果减排技术昂贵，则应当考虑购买排放配额。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计算机模拟试验表明，碳贸易和碳金融是促进节能减排、抑制全球暖化的有效手段。
目前，国际市场上交易的二氧化碳商品主要有3种:联合国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注册的“减排量核实凭证”(CER)；欧盟排放配额(EUA);由各国联合履行机制(JI)产生的自愿项目减排，如美国自愿碳标准(VCS)。由于欧盟对环保要求较高，减排技术昂贵，EUA的市场价格也最高，其次是CER。很多的游戏规则都是通过国际间的协议来制定的，如欧盟规定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CER最多只能对冲10%的EUA，另外90%仍必须购自欧盟成员国内部。价格最便宜的要数JI了，它大多数由企业自愿购买,如美国自愿碳单位(VCU)7月初的单价为4.5美元。
正是由于近年来，关于节能减排的话题被越炒越热，二氧化碳的商品化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碳贸易对中国的企业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节省下来的二氧化碳来换取环保科技、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形象、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实际上，除了积极向联合国申请CER并寻求与外国交易商合作外，碳排放交易在我国也已经悄然兴起。８月５日，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7.8万元，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买下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公司从2004年成立至2008年底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成为国内首家自愿购买温室气体减排指标，成为“碳中性”的企业，这标志着国内首例自愿减排碳交易的成功。
作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同时又是高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意中成了这个市场的主角，正成为最大的初级二氧化碳商品出口国。中国政府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再加上中国碳源与国际市场的巨额价差，欧、美、日的企业和投行无不看好中国的碳市场，正积极寻找卖家与买家。他们一方面从中国低价购买和储备CER，另一方面向中国推销环保技术和产品。由于这场包含金融、工业及公共政策的交易充满了戏剧性和不确定性，必然是个利益与风险并存的话题。的确，节能减排不仅可以省钱，还可以赚钱，企业何乐而不为？相反，如果不重视节能减排，企业不仅要面临越来越大的环保和社会压力，甚至其出口产品还将可能承受高额的碳税，直至完全失去产品竞争力。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用巨额资金购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同时，碳交易和碳金融正在被狂热炒作。发达国家政府正在加紧相关的立法，包括强行要求碳出口国采纳他们的环保标准，以推销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甚至，“碳”还有可能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烟雾弹。让专业人士担心的另外一点是，急剧升温中的碳金融已经有成为下一个投资热点的可能性，包装后的碳金融衍生产品（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保险产品）将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被各国政府、基金、企业和个人所持有，这些产品将随着环保标准和成本的提高而大幅升值。过度的炒作是否可能使之成为另类的金融泡沫呢？人们刚刚经历过房地产泡沫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该会心有余悸。
商业价值杂志专栏作家 李强生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先后任职于世界银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总局、美国运通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主要从事经济研究和金融风险相关的决策分析与咨询。2006年受聘于“汇丰－清华农村金融研究”项目。
